严格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努力降低批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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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前羁押,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妨碍诉讼等社会危险性,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以往的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无论嫌疑人犯罪情节轻重,都普遍适用审前羁押。这种状况有悖于刑法谦抑性原则,不利于嫌疑人人权的保护。随着我国立法机关对人权保障的进一步重视,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如何达到保障刑事诉讼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对应当逮捕嫌疑人的条件即逮捕必要性条件作了规定,其中包括事实、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笔者认为降低批捕率的关键在于对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把握。现以对巴彦县检察院审查批捕工作的调研为基础,对如何严格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降低批捕率谈谈笔者的认识。
  一、近年来的审查批捕工作中,批捕率情况
  2013年至2017年,巴彦县检察院每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数量没有大的变化。受理案件中各类案件所占比例也没有大的变化。受理案件中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案件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2013年批捕率为96.7%,2014年批捕率为87.18%,2015年批捕率为87.44%,2016年批捕率为80.95%,2017年批捕率为79.74%。越来越多的案件被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包括无罪不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无逮捕必要不捕。其中无罪不捕和事实不清是、证据不足不捕主要是不符合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无逮捕必要不捕主要是不符合逮捕的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条件。对不捕案件进行研究发现,无罪不捕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案件数量没有大的变化,无逮捕必要不捕的数量和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无逮捕必要不捕占不捕案件的6.06%;2014年无逮捕必要不捕占不捕案件的19.23%;2015年无逮捕必要不捕占不捕案件的23.33%;2016年无逮捕必要不捕占不捕案件的33.33%;2017年无逮捕必要不捕占不捕案件的51.6%。也既因事实证据条件不捕案件数量没有大的变化。逮捕率的降低,主要原因是巴彦县检察院以逮捕必要性条件中的刑罚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把握更加严格,越来越多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险性小的案件被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采取取保候审等其他强制措施。以巴彦县检察院办理的戴某某盗窃一案为例,侦查监督科承办人对该案审查后,认为嫌疑人犯罪数额超过立案标准不是很多,犯罪情节较轻,且嫌疑人戴某某是临时起意,系偶犯、初犯,主观恶性较小,案发后戴某某积极返赃,对自己的行为深表后悔,从主、客观上看,戴某某可能被判处轻刑,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且嫌疑人与被害人是朋友关系,被害人已对其表示谅解,如对嫌疑人批准逮捕无益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因此我院以无逮捕必要对戴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那么,巴彦县检察院目前的审查批捕工作是否达到了保障刑事诉讼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两者之间的平衡,批捕率是否还有降低的必要?近年来,巴彦县检察院的捕后轻型率2013年为20%、2014年为18%、2015年为16%、2016年为15%、2017年为16%。几年来捕后轻刑率虽略有降低,但总的比例还是较高。经调查,巴彦县检察院捕后判处轻刑的案件均为嫌疑人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案件,其中多数集中在交通肇事、寻衅滋事、轻伤害、犯罪数额较小的盗窃等类犯罪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以上被判处轻刑的嫌疑人多数并不具有逮捕必要性。由此看来,巴彦县检察院的批捕率还有进一步降低的必要和空间。应通过对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严格把握,达到进一步降低批捕率的目的。
  二、影响批捕率降低的因素
  (一)检察机关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时,基本依赖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材料,缺少一个独立的、中立的信息来源。侦查机关偏向于提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所移送的这些材料以证明有逮捕必要为基本目标,上述问题的存在必然导致审查依据片面,检察机关更容易作出逮捕的决定。
  (二)被害人的态度、维稳压力等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是否适用逮捕的重要依据是当事人双方是否达成了赔偿协议。审查批捕环节在刑事诉讼初期,当事人双方往往还没达成赔偿协议,嫌疑人多数并没有取得被害方的谅解,承办人也往往选择使用逮捕措施。另外,被害人因不服不捕决定而上访、闹访、缠访等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逮捕适用率。为避免激化矛盾,产生涉检信访和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往往倾向于选择适用逮捕措施。到了导致犯罪嫌疑人审前被羁押但审判后却被监外执行的情况出现。
  (三)办案人员对保障诉讼和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不能很好地处理。在审查逮捕过程中,承办人囿于审前羁押,方便侦查、起诉、审判的利益考量,多会倾向于将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
  (四)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中暗含的轻罪不捕原则,并不完全适合诉讼实践的需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只有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法条所列的社会危险性时,才应当适用逮捕措施。实践中对外地人犯罪、流窜犯罪、以犯罪所得为生活来源、经济贫困、无稳定家庭关系且居无定所的犯罪嫌疑人,无论其罪行轻重,再犯、脱管、逃避诉讼的风险均很大,逮捕必要性始终存在。但扩大轻罪不捕范围、降低直至排除逮捕瑕疵案件的对策,会使这类犯罪嫌疑人越来越多地溢出逮捕圈,极大地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
  三、进一步降低批捕率的措施
  排除法律不完善的因素,司法实践中应采取以下措施持续有效地降低批捕率。
  (一)积极协调侦查机关,建立和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危害社会、妨害刑事诉讼等危险的阐述,使用了“可能”、“企图”、“有现实危险”等不确定的词语,使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危险性条件不易于把握。2015年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作了解释。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应根据该规定,结合实践经验,引导侦查机关准确把握“可能”、“企图”、“有现实危险”的证明标准,将社会危险性条件具体化。要求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即注重对有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又注重对社会危险性小、无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家庭状况、社会经历、平时表现、案发前后的表现、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有无自首、立功表现、是否受过刑事、行政处罚、是否在逃人员、是否属于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的情况,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偶犯、过失犯、预备犯、中止犯,是否属于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证据。在公安机关移送案卷材料时,要求其对是否有逮捕必要性以及有逮捕必要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对公安机关提供的及混杂于案件事实、情节中的社会危险性证据全面进行评价,在审查意见书中加以论述,确定有无逮捕必要及是否批准逮捕。
  (二)建立完善批捕案件公开审查和听取律师意见制度
  在公开审查和听取律师意见过程中,检察机关能够接触到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及其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员。能够多方听取意见,了解被害人的诉求及嫌疑人对所涉嫌犯罪行为的态度。能从公安机关以外的渠道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以及社区监管条件。信息来源更为广泛,改变了单独审查卷宗公安机关对无逮捕必要证据收集不足的情况,从而使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更加透明、客观与公正。以巴彦县检察院对嫌疑人于彦利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的公开审查为例,检察机关邀请了公安机关的办案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及其居住社区的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召开了公开审查会议,在对事实、证据调查、核实完毕后,参会各方充分陈述观点、交换意见。检察机关充分考虑律师意见后,综合各方意见,认为于彦利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严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但是于彦利在公安机关做其家属工作后,能自动归案,真诚悔罪,表示不会再有同类行为发生。根据刑法规定,于彦利涉嫌危险驾驶的行为应判处拘役刑罚,于彦利涉嫌的犯罪行为及违反取保候审的行为没有危害后果,本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社会危险性消除,无逮捕必要。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各方及社会舆论的肯定。这件案件的公开审查和听取律师意见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应吸取其成功经验,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并进一步完善批捕案件公开审查和听取律师意见制度,达到降低批捕率的目的。
  (三)大力开展轻微刑事案件捕前促调工作
  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被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不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造成侵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应注重改进监督方式,从打击犯罪向修复社会关系延伸,及时修复因刑事发案而损害的社会关系。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规则都规定了刑事案件和解的程序。对于一些纯属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可探讨如何使用和解、调解、仲裁、自诉等途径解决。因为在这类案件中单纯惩治犯罪往往只能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通过和解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节约司法成本,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都有益。巴彦县检察院对捕前和解工作正在探索和实践中,已经初步取得成效。
  (四)做好风险评估和释法说理工作。
  为顺应新形势下审查逮捕工作要求,应做好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要提高办理案件的法律敏感性,和政治敏感性,在作出决定前对可能存在的激化社会矛盾、引起涉检上访或者网络媒体炒作等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制定落实处置化解预案,有效化解执法办案风险。应着力提升侦监干警释法说理水平和质量,尤其对于不捕案件、热点敏感案件更需作出充分的说理,依据事实和法律,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法理,释疑解惑,争取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理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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